作者：赖剑文
权力的崩塌，常常被想象成戏剧性的场景，血腥政变、街头枪声、或是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示威。然而，委内瑞拉呈现的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图景。这不是一场喧嚣的倒台，而是一场发生在沉默中的崩塌——也正因如此，它在政治上更具启示意义。
这种沉默引出了一个最基本、也最合理的问题：一位拥有重重安保、完整国家机器的总统，如何可能在几乎没有实质性抵抗的情况下被控制？答案并不在于外部行动的精密程度，也不单纯在于美国的压力，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这一权力，已经不再被内部视为值得捍卫的权力。
在经典政治理论中，权力从来不仅仅建立在武力或强制之上。马克斯·韦伯指出，权力之所以能够持续运作，是因为它具备合法性——即获得了执行者本身的承认。军队、情报机构、官僚体系并非只是被动服从命令，而是基于一种判断：这一权力是否仍然合理、正当，并且拥有可以被期待的政治未来。一旦这种判断发生转变，强制力本身便会迅速失效。
委内瑞拉的情形，正是这一合法性侵蚀过程的典型体现。没有全国范围的军事动员来保卫总统，没有与“外部威胁”叙事相匹配的内部升级。安全部队仍然存在，却选择不行动；指挥系统仍在，却不断延迟决断。国家结构在形式上依然完整，但其政治动能已明显枯竭。在这种状态下，权力的崩塌并非因为被击败，而是因为不再被真正执行。
在这里，汉娜·阿伦特关于权力的区分尤为关键。阿伦特强调，权力不同于暴力。权力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政治行动之中；当这种共同行动消失，权力便随之瓦解。暴力或许能够强迫，却无法制造忠诚。当国家机器内部不再将自己视为同一政治工程的一部分，当精英阶层不再将自身命运与政权的存续绑定在一起，权力便会在枪声响起之前先行流失。
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倒下，正体现了这一逻辑。他并非在公开的政治或军事对抗中失败，而是逐渐失去了周围精英的信心——他们不再认为继续捍卫这一政权是理性、安全或有意义的选择。即便仍有部分民众表达支持，在现代政治中，缺乏内部合法性的群众动员并不足以支撑国家权力。权力的运作发生在体制内部，而非舞台之上。
这种沉默并非偶然。它源自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政权日益依赖恐惧与强制来维持秩序，却不断削弱自身的合法性基础。随着时间推移，维护权力本身开始被视为一种风险，而非责任。在这一阶段，不需要公开的背叛，只需要停止行动、避免承担风险，让时间自行推进。沉默，成为最安全、也最有效的政治选择。
许多政权往往在此误判形势，因为它们过度关注外部威胁。制裁、国际压力、反对派甚至外国干预，被视为决定性因素。然而，外部力量之所以能够产生效果，往往正是因为内部条件已经成熟。在委内瑞拉的案例中，外部因素更像是顺势而为的利用者，而非真正的起点。他们并未破门而入，而是走进了一扇早已从内部敞开的门。
真正崩塌的，并非国家的象征形式，而是有效权力的合法性。机构仍在，制服仍穿，国旗仍然飘扬，但权力已失去指挥与统合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终结不需要英雄主义，也不必伴随血腥悲剧，它通过犹豫、拖延和集体观望悄然完成。
委内瑞拉留给我们的教训清晰而冷峻：权力并非在被攻击时崩溃，而是在不再被相信、不再被捍卫时瓦解。一个失去内部合法性的政权，即使没有正面冲突，也终将倒下。在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往往并非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权力核心内部的动摇。
历史往往记录权力倒下的瞬间，却忽略了最关键的阶段——当权力被放任独自存在的那一刻。委内瑞拉提醒我们，最有效的崩塌，往往发生在沉默之中：当再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一权力承担风险。
在一个充满强权与威胁喧嚣的世界里，委内瑞拉给出的，是一种安静却尖锐的警示：对任何政权而言，最终的考验不在于击败对手，而在于能否持续赢得最靠近权力核心之人的信任与认可。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内部合法性崩塌的分析，并不等同于对外部行为的正当化。就此次事件本身而言，国际社会中相当广泛的观点认为，美方以武力手段直接介入，构成了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即便是长期与美国立场接近的英国，也迅速选择与此事保持距离，避免被视为共同行动的一部分。这一反应本身，已清楚地表明该行为在国际法与国际规范层面所引发的高度争议。
但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本文所关注的，并非外部行动在法律或道义上的正当性，而是一个更为冷峻、也更具结构性的事实：外部力量之所以能够介入，往往并非因为其力量本身不可抗拒，而是因为目标政权的内部合法性已然塌陷。国际政治中的“可介入性”，从来不是由外部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内部失效所共同塑造。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委内瑞拉的经验再次提醒我们：主权并非只在国际法文本中存在，它首先存在于权力是否仍被内部承认、执行与捍卫之中。当这一基础已经松动，任何外部行为——无论是否合法、是否正当——都更容易被嵌入既有裂缝之中。
因此，国际社会对外部武力行为的争议，值得严肃对待；但对委内瑞拉而言，更深层、也更难回避的问题仍在于：当权力失去内部信任之时，主权本身，究竟还能由谁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