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剑文
Harryanto Aryodiguno, Ph.D
President University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起初，一切看起来都按部就班。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联合声明陆续发布，镜头闪烁，“
和平”（peace）一词再次被自信地反复提及。由东盟斡旋的泰国—柬埔寨停火协议，一
度被赞誉为东南亚仍然拥有一套“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冲突的象征。
然而，正如这一地区许多充满希望的故事一样，这段和平的间歇期，只在所有当事方选择
不去真正考验它的时候才得以维持。
当边境再次传来炮火声时，外交随之而来——依旧体面、克制，却几乎无能为力。
泰柬冲突迅速提醒我们一个常被外交辞令所掩盖的现实：当主权、领土与军事力量介入 时，国际政治很少会表现出温情的一面。在这种情境下，国家不再作为区域“家庭”的
一员行事，而是作为一个独立、警惕、并且武装的政治实体存在。
国家重新回到“国家”
在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理论中，国家是生活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核心行为体。安
全并非可以轻易外包给制度的公共品，而是一种攸关生存的根本责任。泰柬边境争端，正
是这一逻辑的清晰体现。
争议地区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与国内政治合法性的象征。
因此，当冲突爆发时，出现的不是规范意义上的耐心，而是军事计算。空袭、部队部署与
有限升级，被视为比联合声明更具说服力的语言。
在这一语境下，国家并非“背离东盟精神”。相反，它们只是按照新现实主义所理解的理
性逻辑行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对主权的威胁都不能被置之不理。
当力量不对称，克制就变得昂贵
这场冲突同样暴露出显著的力量不对称。泰国在军事能力上明显占优，使其拥有比柬埔寨
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在现实主义逻辑中，这种不对称往往为更强的一方制造升级诱因，
尤其是在国际政治成本被认为可控的情况下。
在这种局势中，东盟更像是一名希望比赛保持友好的观众，而其中一方却已穿戴齐全的防
护装备。当力量悬殊存在时，道德劝说的声音自然逐渐消散，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场
上的成本—收益计算，而非谈判桌上的修辞。
对于相对弱势的一方而言，经典的安全困境随之而来：克制意味着被动挤压，反抗则意味
着承担更高风险。于是，冲突长期处于一种“半冻结”状态——不足以被称为全面战争，
却又远远超出普通争端的范畴。
东盟与“管理无力”的艺术
正是在这里，东盟的角色变得耐人寻味——甚至颇具讽刺意味。东盟确实在场、在发声、
也在调解。但当冲突升级时，它的作用便止步于一个早已熟知的边界：没有制裁、没有强
制、也没有执行机制。
长期被视为区域粘合剂的“不干涉原则”，再次展现出其内在悖论。它在平时维护外交和
谐，却在和谐破裂之时，反而限制了有效行动。东盟可以促成对话，却从未被真正设计用
来阻止成员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用新现实主义的话来说，这不是道德失败，而是结构性限制。东盟不是集体安全的守护者
，而是一个协商性论坛。它在象征层面强大，却在强制层面薄弱；只在成员国选择克制时
才有效，一旦这种选择消失，便几乎无能为力。
在既成事实之后展开的外交
这场冲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外交总是在军事现实成型之后才登场。事实先在边境发生
变化，声明随后才被精心撰写。在这样的情境中，东盟外交更多扮演的是“危机善后
”（damage control）的角色，而非预防机制。
区域内似乎存在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冲突是被“管理”的，而非被真正“解决”的。只要
升级未越过某个模糊的门槛，区域稳定便仍被视为可以接受。即便东南亚运动会受到影响
，即便出现大规模撤离，只要全面战争尚未爆发，局势便仍被视为“可控”。
这种做法或许务实，却也隐含风险：低烈度暴力被逐渐正常化，成为区域政治的一部分。
没有守护者的秩序
泰柬冲突不仅是双边争端，更是东南亚安全秩序的一面镜子。它表明，在共同体叙事的背
后，当核心利益受到触动时，国家依然各行其是。硬实力仍是最终裁决者，而区域制度只
能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运作。
在这个故事中，东盟并非因为不努力而失败，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未被设计用来应对这
样的局面。它是在一个依然高度现实主义的世界中，维护规范秩序的存在。而正如许多规
范性秩序一样，它在未被真正考验时，运作得最好。
或许这正是对今日东盟最尖锐、也最冷静的讽刺：区域和平的瓦解，并非因为东盟缺席，
而是因为东盟始终在场——却无法确保自己的话语，比枪声更有分量。
新现实主义与过度自信的“东盟方式”
在此背景下，泰柬冲突迫使我们提出一个长期被礼貌回避的问题：“东盟方式”究竟是一
种安全治理路径，还是一种被过度信任的国家交往礼仪？
新现实主义从未承诺一个美好的稳定世界。它从一个不舒适的前提出发：国家生活在无政
府体系中，优先考虑生存，当规范不足以保护核心利益时，力量便会被动用。在这一框架
下，泰柬冲突的升级并非异常，而是一个缺乏集体安全担保体系的自然结果。
相比之下，“东盟方式”建立在一种规范性假设之上：协商、共识与不干涉，能够抑制暴
力逻辑。这一方式在冲突仍停留于言辞和外交紧张层面时确实有效。但当冲突触及领土、
主权与国内政治合法性时，它更像是一种在事态真正严峻时选择不过度介入的默契。
讽刺的是，冲突越激烈，语言就越温和。联合声明愈发冗长，而干预能力依旧为零。更坦
率地说，东盟在此更像是冲突失控的官方档案库，而非真正的冲突管理者。
新现实主义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区域组织并不存在超越成员国意志的自主性，没有任何国
家会将安全主权交付给一个无法保障其核心利益的制度。东盟以其谨慎的规范设计，反而
验证了这一判断——它存在，却不主导；它在场，却不约束；它活跃，却不具强制性。
更令人担忧的是，“东盟方式”常被当作一种信条而非策略。当它失效时，回应不是结构
性反思，而是重复同样的外交仪式：更多会议、更多呼吁、以及更多对“时间会平息一切
”的信念。仿佛武装冲突只是短暂的干扰，而非区域安全架构深层缺陷的症状。
因此，泰柬冲突不仅挑战了东盟的能力，也动摇了其道德优越性的神话。它揭示出一个残
酷事实：没有执行机制的规范，不是稳定的支柱，而只是脆弱的延迟。在一个依然现实主
义的世界里，善意从来不够，外交礼仪也无法取代力量。
如果东盟希望继续作为区域安全行为体而具备现实意义，它必须做出选择：是继续安于一
个体面却无力的论坛角色，还是勇于自我修正，承认会议室之外的世界并不依赖共识运转
。在这一选择被作出之前，类似的冲突仍将反复出现，而“东盟方式”也将继续成为一种
优雅却苍白的解释——解释为什么最终并没有太多事情能够被真正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