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罗妮卡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金砖国家日益凸显，成为捍卫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金砖国家以多边主义为基础，不仅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在动荡的世界中促进了稳定。
金砖国家成为对抗传统权力结构的制衡力量，推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进行改革，以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大的代表权。通过为全球南方国家争取公平投票权，金砖国家致力于更公平地重新分配经济和政治影响力。
西方发展模式的缺陷：依赖与不稳定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在塑造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道路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西方机构通过有条件的援助、结构调整计划（SAP）和意识形态影响，推行了一种强调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减少政府干预的发展模式。
尽管这些政策被宣传为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必需条件，但其应用往往导致政治不稳定、经济对外国强权的依赖以及持续的欠发达状态。
战后时期见证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IFI）的崛起，它们成为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主要工具。“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
私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实体，往往导致外国企业对关键产业的控制；
放松管制：削弱劳工权益、环境保障和金融监管以吸引外资；
财政紧缩：削减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公共支出，削弱福利体系。
尽管这些措施旨在刺激增长，但实际上加剧了不平等，削弱了本土产业，加深了对西方资本的依赖。受结构调整计划影响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经历了增长停滞、债务增加以及政治和社会混乱（斯蒂格利茨，J.《全球化及其不满》。W.W.诺顿公司，2002年，第45页）。
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西，公用事业、石油和交通等部门的激进私有化虽在短期内缓解了财政压力，但导致了长期危机，如阿根廷2001年的经济崩溃，当时私有化服务导致成本高昂、基础设施瘫痪。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结构调整计划迫使削减卫生和教育支出，对先前免费的服务引入收费，降低了服务可及性，加剧了贫困。例如，加纳的水务私有化导致价格上涨，许多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南亚和东南亚的类似趋势扩大了贫富差距。
“华盛顿共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泛实施，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贷款的条件，承诺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和外国投资。然而，这些政策非但没有缓解贫困，反而严重加剧了不平等，损害了公共服务，加深了对西方资本的依赖。尽管被宣传为提高经济效率所必需，但它们未能减轻贫困，还削弱了本土产业，强化了对西方资本的依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西方经济模式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失败，还对西方产生了负面影响，助长了金融危机，加剧了欧洲和北美的不平等。
除了经济影响，西方发展结构的强加往往使受援国不稳定。西方强国在要求经济改革的同时，要求迅速进行政治自由化，这常常削弱了现有的治理结构，却未提供稳定的替代方案。结果，国家变得脆弱，易于腐败、精英统治和外国干涉。
此外，对立即民主化的压力——无视当地政治传统——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教派分歧，削弱了制度信任。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非洲部分地区的政权更迭后的混乱，说明了外部强加的政治体系如何导致长期不稳定而非进步。
“华盛顿共识”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服务于精英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不平等（哈维，D.《新自由主义简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这些计划非但没有促进发展，反而常常使各国无法建立可持续的生产体系，加剧了贫困、失业、不平等、犯罪和社会危机。这些举措远非真诚的援助，复制了帝国主义权力动态，使受援国从属于捐助国。
金砖国家的替代方案：以人为本的发展与多极化
相比之下，金砖国家倡导一种以国家干预、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主权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一方法包括：
国家对战略部门的控制（能源、交通、金融），而非全面私有化。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往往要求关键产业私有化）不同，金砖国家强调国家对能源、交通和金融等关键行业的管理。这种方法确保基本服务保持在国家控制之下，防止外国主导，保障长期经济主权。
金砖国家在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领域优先发展国有企业（SOE），以维持稳定和可及性。俄罗斯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和巴西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确保了能源独立，而中国国家控制的电网则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在交通和基础设施领域，铁路、港口和航空公司等公共所有权（如中国的中车集团和南非的Transnet）允许进行长期规划，而非像私有化系统中那样追求短期利润动机。
基础设施驱动的增长，大规模投资于道路、港口和数字连接。金砖国家认识到，现代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支柱。与西方机构强加的紧缩驱动的削减不同，金砖国家大量投资于交通网络、能源网络和数字系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并连接市场。
中国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具有优势；“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乃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建设公路、铁路和港口；举例来说，雅万高铁、蒙巴萨-内罗毕铁路。
数字基础设施有力支持了经济发展；中国的5G扩展计划确保了互联网的广泛接入、电子政务和金融科技创新。俄罗斯的Mir支付系统和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减少了对西方金融体系的依赖。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在支持金砖国家成员间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对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西方主导机构的限制性贷款做法，金砖国家建立了两个关键金融机制：新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主要为基础设施和可持续项目提供资金，且没有西方金融机构的严格条件（奥利弗·斯图恩克尔（Oliver Stuenkel）的《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20年，第127页）。
这些机构为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了更公平、更灵活的资金，摆脱了西方传统金融机构通常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政治条件，包括私有化和放松管制。
南南合作，通过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新自由主义的“一刀切”方法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因为这些政策忽视了当地背景。“华盛顿共识”为所有国家开出了相同的药方（私有化、放松管制、紧缩），忽视了后殖民经济需要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制度能力、文化现实和政治阶段等历史遗产。
因此，金砖国家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特情况，包括其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与西方常常强加统一政策（如自由民主或大规模私有化）的方法不同，金砖国家认识到不存在适合所有国家的发展模式。金砖国家主要实施国家主导的发展方法。相互学习和互利共赢被确立为南南合作的发展价值观。
中国的发展理念，将以人为本的方法与中国哲学逻辑和技术进步相结合，为国际社会和金砖国家成员做出了重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帮助印度尼西亚发展了镍产业并建设了高速铁路。中国“一带一路”对沙特阿拉伯“2030愿景”伙伴关系中的NEOM和红海项目的投资推动了沙特阿拉伯的发展。
在经济上，金砖国家通过促进本币贸易、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和促进金融韧性来增强稳定性。其安全对话也有助于解决动荡地区的冲突。随着沙特阿拉伯、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新成员的加入，金砖国家正在扩大其全球影响力，代表着一个更加多样化和多极化的世界秩序。现在的挑战是确保政策的一致性，同时在其不断壮大的成员中保持平等。
迈向后西方全球秩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项目非但没有促进发展，反而常常使国家陷入贫困、失业和社会动荡的循环。西方的援助，远非真诚的合作，延续了一种经济帝国主义形式，强化了依赖而非实现自给自足。
金砖国家模式，即实施国家主导、基础设施投资和南南合作的人民导向发展，为失败的“华盛顿共识”提供了务实且尊重主权的替代方案。通过保持对战略部门的控制、建设基础性基础设施和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金砖国家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和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
尽管西方发展模式声称具有普遍性，但实际上常常延续了全球南方的依赖和不稳定。金砖国家的崛起为构建更加平衡和公平的国际体系提供了机遇，该体系将主权、基础设施和国家主导的增长置于首位。展望未来，金砖国家应继续完善其发展方法，为西方霸权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并更好地重塑全球经济治理。
（本文原载于8月1日巴西《商业观察报》（Monitor Mercantil）。作者维罗妮卡·辛塔·萨拉斯瓦蒂（Veronika Sintha Saraswati）系印尼全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