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娓
在今年5月初举行的“亚洲慈善峰会”上，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来到新加坡，宣布设立盖茨基金会新加坡办事处。这位微软联合创始人，尽管在2023年捐出了高达77.5亿美元，仍以128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七。而自基金会2000年成立以来，已累计捐出超过1000亿美元。
捐了这么多钱，为何比尔·盖茨仍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这背后的逻辑，并不是单纯的“散财为善”，而是一种成熟、结构化的现代财富管理方式。盖茨“捐”的，不仅是财富数字，更是对财富运作方式的系统重组。
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约41%的资金来自巴菲特，他个人已捐出超过430亿美元，其余基金主要来源于盖茨持有的微软股票等资产的增值。尽管巴菲特于2021年已辞去基金会职务，但基金会并非一个单一的慈善通道，而是拥有高度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架构。其资金由外部专业投资机构 Cascade Investment 负责运作，通过配置股票、债券、指数基金等多元资产，实现稳健的财富保值增值，同时持续支持全球公共卫生、教育、农业等关键项目。
虽然这些资产名义上已不归盖茨个人所有，但作为基金会的主席与受托人，盖茨仍掌握着投资方向和慈善战略的主导权。每年，盖茨基金会向全球多个领域捐赠数十亿美元，尤其在健康、发展与教育方面具备实质影响力，其对世界卫生组织及全球卫生政策的形成也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因此，盖茨并非是“舍弃”财富，而是通过慈善这种制度化方式，延展财富的公共价值，创造更持久的社会影响。
外界也曾质疑：盖茨是否借慈善避税？然而，美国税法对私人基金会的抵税额度限制相当严格：现金捐赠的抵税上限为收入的30%，非现金资产更低，仅为20%。据基金会官方数据，其过去25年的捐赠中，税务减免仅占总资产的0.8%至1.2%。如果盖茨的目标仅是减税，他完全可以选择让基金会长期运作、持续享受税收优惠，而不是设定在2045年之前支出全部资产，并永久关闭。这个决定意味着盖茨家族未来将无法长期控制这笔财富，反而要承担更高的执行成本和时间压力。
他曾表示，1889年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一书对他启发重大，其中那句“拥巨富而死者，耻辱”，成为他的人生警句。他不希望未来被世人记住的身份仅仅是“富豪”，而是一个“在有生之年完成使命”的行动者。他宣布将在未来20年捐出99%的个人财富，并将盖茨基金会在2045年前关闭——这比原先计划在他去世20年后关闭的安排大大提前。他希望通过加快捐赠进度，加速全球减贫与健康改善的进程。
这一决定背后，体现了盖茨的财富观与使命感，也反映出东西方财富观念的文化差异：华人认为，存下来的钱是属于自己的；而西方人则相信，用出去的钱才属于自己。正是在这种观念下，比尔·盖茨选择在有生之年完成捐赠，而非将财富留给后代或基金会长期控制。
在家族财富传承方面，盖茨也持有鲜明立场。尽管坐拥1280亿美元身家，他的子女却继承不到1%。他认为，过多财富会削弱下一代独立奋斗的意志与责任感。他希望传承的，不是金钱，而是价值观。财富“传家”不如“传世”：真正值得继承的，是影响世界的能力与责任。
比尔·盖茨并非孤例。“捐赠誓言”的另一位代表——沃伦·巴菲特，也早已承诺将99%以上的财富捐出。他曾说：“我会给孩子们足够的钱让他们觉得无所不能，但不会多到让他们什么都不想做。”他的子女未继承巨额资产，却获得管理基金会的责任。这种将“责任感”置于“占有欲”之上的传承逻辑，体现了一种更具未来导向的价值观。
在亚洲，也有企业家身体力行慈善。印尼国信集团创办人翁俊民，自2013年起与盖茨基金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双方各捐出1亿美元设立联合慈善基金，用于支持印尼公共卫生项目。这项合作不仅在当时的东南亚企业界引发关注，也被视为亚洲企业家主动参与全球公益协作、联动国际资源、推动国家公共健康体系建设的重要案例。
盖茨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基金会办事处，正是看中了其法治健全、资本开放、慈善生态成熟的环境优势。新加坡将成为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的第12个办事处，意味着其对东南亚慈善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这不仅将促进与区域政府、公益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财散人聚，也可能带动慈善专业人才流向新加坡，加快建设“亚洲慈善中心”的步伐。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布局与他个人的财富哲学，还将启发更多东方企业思考财富的意义和传承的价值。
回望盖茨的慈善实践可以发现：真正的富有，未必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愿意放下什么。水不流则腐，财不动则枯。财富若能走得比个人更远，善意若能通过治理并持续放大，方能体现持有者的格局，让财富在推动社会与文明进步的道路上，留下深远而有意义的印记。
（作者宋娓系新加坡《时代财智》总编辑）
